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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法”呼声高涨

2005-3-25



</P><P> (新闻周报2005年3月15日报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纷纷提出尽早出台《反腐败法》的建议。
“严肃查办在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职务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把这句话列入了今年的检察工作范畴。
一位长期研究“反腐”问题的人士对记者分析,国企改革的“深水期”绝不应成为“浑水期”。“如果腐败现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反复发生的,那就不单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监察部一位高层人士说。</P><P>
国企高管“前腐后继” 代表呼吁立法反腐
“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攻坚的深水期。”一位研究国企改革的全国人大代表对记者分析说。他认为,“深水期”绝不应该是“浑水期”,但事实情况是,国企改革之际,往往是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多发期,且贪污人员多为中高层干部及主管干部。
来自某市检察机关的资料显示,当前国企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数量出现了“四个”不断上升,即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企业“一把手”犯罪的数量不断上升、超过百万元的大案不断上升、犯罪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有关人士指出,部分企业负责人不顾国家、集体、职工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自卖自买、贱卖贱买,疯狂蚕食企业、挖空企业。
把“公家的财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钞票,成为一些人最有效、最快捷的发财致富方式。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04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借改革之机侵吞、挪用、私分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10407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表示:“目前国企改制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穷庙富方丈。”国企改制中国资流失突出表现为管理层收购和国有产权交易不规范,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职务犯罪潜藏其中。“企业改制中的不规范行为,使少数人富了。”
在“两会”小组讨论中,一些代表还指出,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跨越了“公”、“私”两个阶段。另外,由于主体身份、企业资产性质的改变等,极易造成经济类犯罪和职务类犯罪的罪责管辖划分不明。对此,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与其他贪污贿赂案件相比,此类案件的涉案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企业高管人员,如财会、销售人员及与改制有关的主管部门负责人等,其涉案数额较大、造成国资流失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但因为对国企界定、职务犯罪行为认定等存在模糊认识和争议,还是有一些当事人最终很难受到处理。”
“以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有效地惩治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因为国企改革中的职务犯罪正呈现出新的态势,‘化公为私’有所花样翻新。”法律界代表举例说,比如,一些企业高管在改制前故意拆分企业、剥离企业的优良资产变为私产,而把银行债务留给原企业,准备造成坏账、呆账的既成事实,使国有资产流失。另外,一些犯罪分子也开始通过复杂的资本经营和资本运作使钱再生钱。
“如果能够尽快进行反腐立法,那么就能够保证国企改革正常有序地进行下去。”“当然,这个《反腐败法》遏制的对象绝对不仅仅是国企高管,还应该包括政府官员等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看法已成为许多人大代表的共识。
谁来界定“腐败”的内涵和外延
“腐败问题是当前人民群众最痛恨和最不满意的问题,也是今后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
何谓“腐败”?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绪高认为,“腐败”,通常按字面理解含义有三:1腐烂;2思想陈旧、行为堕落;3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现在所说的腐败,特指国家公职人员或准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或滥用公共权力造成国家、集体及个人损失的行为。当然,也指公职人员生活腐化、堕落。
“‘腐败’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智慧说,老百姓一般所指的腐败,其最经常的表现形式是贪污、行贿、受贿。
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反腐败法》应该对“腐败”的内涵与外延有明确无误的界定,即哪些属于腐败、哪些不属于腐败,一目了然,以便人们有所依据。
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界定“腐败”应该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提出“关于及时出台《反腐败特别法》的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指出,在受贿犯罪主体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但包括本国公职人员,还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人员,而我国仅指本国公职人员。
另外,我国刑法强调受贿罪必须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没有规定受贿罪必须要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要件。
据童海保代表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贪污、贿赂、挪用、滥用职权、影响力交易、资产非法增加、洗钱、妨害司法、窝赃等均列为腐败犯罪,比我国刑法规定的范围要宽泛。此外,我国刑法强调的受贿内容仅限于财物。而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利用色情服务、提职晋级、升学就业等非物质性财产利益进行行贿已经成为当前行贿发展的新动向,而这同样能造成腐败,却被我国法律排除在打击之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贿赂指的是任何好处,而并不仅仅限于财物。
周洪宇说:“显然,我国为反腐立法,明确‘腐败’的内涵与外延,就会更加有利于控制国企高管、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有利于与国际接轨。”
“虽然党和国家在政治、法律、社会各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反腐败的政策和条例进行治理与打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但是,腐败现象远未被遏制,更不要奢谈有效减少和根除了。”周洪宇代表有这样的判断。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04年,检察机关组织开展了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案件专项活动,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595人,比上年增加了13.3%。去细纹眼霜排行榜怎么样去角质车载导航仪品牌排名护手茶树精油去痘印丰胸什么是bb霜bb霜染发产品什么牌子好BB霜排行榜哪种瘦身运动好胸部变大
为什么会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呢?“腐败现象反复发生,就应该在相关的制度上找原因。”周洪宇代表认为,究其原因,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反腐法律体系,特别是没有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来依法治腐。
“现行的法律法规是不能有效打击腐败行为的。”今年1月16日,由中共中央颁布实施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也表达了这个意思,《纲要》指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还存在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
“比如,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量刑太轻,已不能有效打击贪污受贿。业内人士对这一点的意见比较大。”许智慧律师说。大家之所以有意见,是因为这一法律条款成了贪官污吏、国企改革“蛀虫”的“避难所”和“免死牌”。
这一法律条款就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在“关于尽快制定《反腐败法》的建议”中,周洪宇建议,对于公职人员或准公职人员收入与其合法来源明显不符的,《反腐败法》应认定为腐败所获取财产,其罪与贪污、受贿等同,而不再运用《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条款。
但是,也有人认为,单独设立“腐败罪”没有必要。比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关于行贿,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指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反腐立法条件是否已经成熟
“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反腐败法》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是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检察院检察长,长期在基层检察机关工作的他发现,“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目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惟一授权的反腐败侦查机关,不仅受上级检察机关、地方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而且其人、财、物还要受到政府的制约,实际上形成了检察机关被多头领导的局面。
这算是童海保代表在反腐败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然而,他同时发现,与地方检察机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纪委组织、领导、指挥侦破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有震动的大、要案,其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权力高度集中、措施有力、保障充分,在办案过程中可以调动检察、公安、国安、武警等各种强有力机构的力量,运用最新的技术、最强的手段、最佳的兵力攻克腐败堡垒,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有力地打击了腐败分子。
童海保代表认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这种模式存在着诸如证据规则、办案程序、强制措施、强制手续的适用等诸多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必须通过立法将这种模式法律化,确立一个独立、权威机构来统筹领导反腐败工作,改变目前反腐败组织体制不合理的状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预防性反腐败政策提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提出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成立专门机构,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对策,以促进社会依法妥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财产。但是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的预防腐败法,目前我国所制定的反腐败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绝大多数都立足于打击或惩治。
另外,反腐败的司法程序规则也不尽完善。比如,证据规则不完整。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因行为人拥有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及作案隐蔽等特点,在取证方面有很大难度。为此,一些国家在有关反腐败的制度中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推定规则、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特殊规则,但我国法律还没有此规定。童海保代表分析说,由于没有技术侦查、特情侦查等侦查手段,实际上造成了反贪部门是“跛脚侦查部门”,这和当前的反腐败形势是格格不入的。
许智慧代表说,惩治腐败是大家的心声,呼吁出台《反腐败法》“意义很大”,就像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尽快进行《监督法》立法一样,大家认为有关权力部门应该受到监督。“反腐败,最关键的是要有权力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周洪宇代表建议,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监察部牵头,邀请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同志以及法律界的专家学者,组织专门班子深入调研、比较、分析国内外的相关法律,尽快着手起草《反腐败法》草案。
“《反腐败法》应明确反腐败的各级责任主体,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垂直领导的反腐败体系,通过立法建立一个专门而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周洪宇代表建议。童海保代表也表示,应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执法机关,赋予其相应权力。
《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并强调“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这表明,党中央已把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的立法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虽然《实施纲要》没有点明所要制定的反腐败专门法律名称,但在几年内要出台反腐败专门法律这一点上应该是确定无疑的。童海保代表希望,要“在严格遵循《宪法》的前提下立法,不能照搬照套外国模式,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 </P><P></P><P>


原作者: 杨宏生
来 源: http://www.cb-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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